蒋上将微微点头道：“羞愧就对了，有羞愧就说明有良知，有良知就会有责任。这样的话，把这些兄弟交给你我也算放心了。”
周文涩然呐呐道：“还是觉得对不起您，对不起十九路军。”
蒋上将听了不觉哈哈大笑起来，朗声说道：“对不对得起，不是看现在，而是看将来。”
“我只希望，这些弟兄再次拿起枪的时候，枪口不再是对着国人，而是对着外敌，对着倭寇。他们当然也可能牺牲，也会死，但是要死得其所。”
说到这里，蒋上将抬头看着蔚蓝的天空，幽幽说道：“咱们中国人流的血，已经够多的了。”
“是，我保证。”周文再次郑重道。
“好了，今日一别，就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咱们互相珍重吧，希望以后能经常听到你小周痛击日寇的消息。”
“是，长官保重，卑职告辞。”
周文庄重地向蒋上将立正敬礼，转身就走了。
此刻，他不想让这位可亲可敬的长官看见他红着的双眼，不想让这位长官看见他眼中那缠绵不去的悲哀。
因为他知道，就在一年之后，伴随着十九路军的烟消云散，这位正当壮年的抗日英雄，只能黯然避居香港。
虽然满怀报国之志，虽然有着无比丰富的对日作战经验和卓越的指挥才华，虽然愿意将满腔热血洒落在抗日战场，但是，终其一生，再无领兵征战的机会。
……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南京，周文再次走进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大门，还没走到战术科的办公室，路上就被不期而遇的彭教官告知，战术科科长朱有仁请病假了，据说还比较严重，要在家休息一段时间。
周文听了不觉皱眉，他倒是对这位朱科长的继续拖延早有预料，只是没想到这人居然如此过分，简直就是不要脸了。
如此明目张胆地违拗张长官的指示，那他将来还能在军校呆得下去吗？
周文不知道的是，这位朱有仁中校确实不想在军校任职了，他的后台，也就是军校政治部主任承诺，此事过后就将他调入南京卫戍司令部任职。
至于为什么这些后台人物非要处心积虑地阻碍周文上课，现在已经不是单纯的添堵和给点小鞋穿那么简单了，背后透出的深深恶意已经超出了派系争斗的通常手段。
至于朱有仁能够得到承诺调入南京卫戍司令部，也就意味着背后的黑手有不惜撕破脸把事情闹大的准备。
要知道，中级军官的调动不是简简单单一纸调令就能奏效的，这可是军队，一般的程序是必须其所在单位与接收单位都要向军委会以公函形式上报并说明理由，在军委会的同意下才能正常调动。
也就是必须得到三方认可，缺一个都不行。
而军校现在张长官是实际一把手，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张长官不同意，朱有仁就别想走。
但是，如果校长直接下令，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而朱有仁即将去的单位是南京卫戍司令部，这个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司令是谁？
那就是同时兼任宪兵司令部司令的古直轮古上将。
为什么古上将要为难周文，难道就因为周文打了几个宪兵这种小事吗？
答案是--回答正确，就是因为周文打了两个宪兵，这位古上将就是这么小心眼，脾气就是这么横。
说起这位古上将，在民国时期也算得上一位人物，属于早期就追随中山先生的军中元老级人物，后来又紧紧追随校长，从北伐时期的一个师长一路升到到南京卫戍司令部司令的要职。
此人在南京政府中最显著的政绩就是编练宪兵、1927年古直轮把北伐时期的宪兵营扩编为宪兵第一团，把他原来任师长时的一个基干团改编为宪兵第二团，又把原武汉宪兵团改为宪兵第三团。另外还成立了交通宪兵第二团。
1929年谷直轮以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名义，设立了宪兵教练所，自兼所长。次年，他又向校长提出成立宪兵司令部，充实宪兵教练所，扩建宪兵部队的建议．校长很快批准了他的方案。
1931年，宪兵司令部正式成立，古直轮兼任宪兵司令。
在抗日战争前夕，南京政-府的宪兵部队已经扩充为十一个团，并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参加了多次战役并表现优异，为此，古直轮也赢得了“现代中国宪兵之父”的称誉。
古直轮的封建意识非常浓厚，笃信星相和因果报应关系。在军队作《精神教育讲话》时，他常讲《忠经》和《孝经》，对校长心领神会，恭顺至极。
校长到宪兵部队训话，他总是立正站在校长的身边，洗耳恭听，一副“总管”架势，他以这种恭顺态度赢得了校长的赏识，加上编练宪兵的“政绩”，受到校长的器重和信任，使得他能以非“黄埔系”军人的身份立足于国民政-府并始终掌握军政实权。
正因为此人时常以校长心腹肱骨自居，现在又是身兼数个重要职位，在南京算得上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因此除了校长，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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